上图为1984年中方军队收复两山的瞬间，此刻旗手实际上已经中弹牺牲。
“1979年2月17日，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被迫对越南侵略者发起自卫反击战。
越南黎笋集团上台后，出于其地区霸权主义的侵略野心，在他人的怂恿和支持下，背信弃义，疯狂地驱赶、掠夺、迫害越南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不断进行武装侵犯和挑衅，并出兵侵占柬埔寨首都，严重地危害和破坏我国的现代化和边境的安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于2月17日零晨，至3月5日开始撤退，到3月16日撤退完毕，战斗共16天。我边防部队攻克了越南谅山、高平、老街3个省会和17个县市，重创越军4个正规师零10个团，击毙越军3.7万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给了越南侵略者以严厉的教训和惩罚。
战斗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从2月17日到2月25日，以反击老街，高平一线越军为作战目的。22日完成对重镇高平的合围，战至25日，攻占高平。20日，歼灭老街守敌大部攻占老街市区。22日一部攻占代乃。25日云南方向参战部队占领柑糖市和柑糖矿区。
第二阶段为2月25日至3月5日，以反击凉山、沙巴地区的越军为主要目标。广西、云南边防部队突破越军防御纵深直线距离20至40公里，攻克越南凉山、高平、老街3个省和肝糖、禄平、同登、沙巴等20多个边境城镇、战略要地，摧毁越南在北部边境地区针对中国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3月1日，中央军委下达结束作战命令，5日开始回撤。16日全部撤回到中国境内。” （摘自官方记录）
这场战争，官方已经不再宣传，历史课本也已一笔带过，为了国家利益、政治需要，可以把酒言欢，但有必要这样一笔抹去吗？当我们指责别人参拜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扪心自问：我们为自己的战士做了什么？？我们有自己的阿灵顿公墓吗？我们有自己的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吗？我们能记下从1840年以来在历次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每一位将士的姓名吗？...“For your tomorrow, we gave our today.”（为了你们的明天，我们献出了今日。）国人当谨记！
（附祝华新博文一篇，原帖地址：http://blog.sina.com.cn/fanlan）
烈士仆倒在起跑线
在纪念中国改革30周年的辉煌时刻，不能忘记曾经有22万中国热血青年，为了国家利益，从广西、云南突进越南境内，付出了不亚于朝鲜战场的惨烈牺牲，攻克越南重镇谅山、老街。通过这场“自卫还击战”，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以自己殷红的鲜血为墨，改写了国际政治版图。中越一战，标志着中国用“武器的批判”，正式脱离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率先掀起了新一轮社会主义改革浪潮；而与以前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兵戎相见，成为一个历史契机，中国乘势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敞开国门，开始战略合作。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直接导致了西方国家对华封锁和新中国的闭关锁国；那么，改革初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则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纪元。
1979年二三月间的中越战争，完成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之战。我们不能忘记，多少美好的身躯，多少纯净的青春，消逝在近30年财富涌流、物质繁华的前夜。改革30年，也是个人和家庭改变命运的大时代，演绎了多少商场暴发、仕途跃迁、学业精进的传奇；可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风华正茂，却仆倒在人生的起跑线……
1979年2月17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
“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和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顿时，中国人民把揪心的目光投向南疆，多少军属家庭更是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夜半惊魂、虔诚祈祷。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前线讯，关于战事只有短短一句话：“战斗在我国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河口、金平地区展开。”对参战人数、主攻方向、战役进展、伤亡情况，均只字未提，远不如1949年4月22日解放军横渡长江时毛泽东捉刀代笔的新华社电讯交待得清楚一些。“文革”后国内新闻观念比解放战争时期更加保守，战争新闻以防止泄密为最高准则。从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无从知晓这些青涩男儿如何一个个剃了光头，照了相，给亲人留下遗言，在军旗下宣誓，喝了首长敬的壮行酒，然后无限留恋地回望北方祖国的方向，心里喊着“再见吧妈妈”，便顶着越军疯狂的炮火，踏上了布满地雷、竹尖陷阱和异族仇恨的征程。
据后来披露的史实，实际战况是：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的9个军、22.5万人，早在1978年12月底就已屯兵广西、云南的中越边境。2月17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149师除外）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上将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以第 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上将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
广西和云南对面，是越南的6个省11个县。中国军人面对的是历经几十年抗法、抗美战争，真正“武装到牙齿”的越南人，军队骁勇善战，老百姓也是全民皆兵，号称“第三大军事强国”。指挥过奠边府战役、大败法军的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有一句名言：
“全世界每一分钟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一百，一千，一万，成千上万的人的死亡，为了革命与国家的统一，即使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也算不得什么。”
同样是推崇集体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浸入骨髓的东方文化！西方媒体评述道：
“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最无法理解的，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最血腥的。”
越南军民如此好勇斗狠，而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内乱，军队缺乏作战训练，参谋人员老化，作战装备捉襟见肘，连钢盔都无法做到人手一顶！越军士兵普遍装备苏制AK冲锋枪，而我军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军工生产质量得不到保证，手榴弹扔过去不爆炸，冲锋枪开两下就卡壳，甚至炮弹在炮膛里爆炸，这类情节在越战小说和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曾经引起过观众极大的愤怒和无奈。因为废除了军衔制，一旦本作战单元首长牺牲，立刻群龙无首。后勤保障跟不上，战场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率高。
中越双方都不想让战争升级，没有动用空军，因此陆军的厮杀更加血腥。“自卫还击战”的战场上，年轻的中国军人无所凭借，只能靠人海战术，拼勇敢，拼牺牲。1979年西方媒体广泛议论的一个现象，直到人民日报1984年发表昆明军区作家彭荆风的通讯《猛士守南疆》，才第一次承认：在中越战争中，使用了人肉“排雷手”。当部队闯进雷区、进攻受阻时，彝族班长安忠文从容地吩咐战士说：
“前边是雷场，不要靠近我！”然后纵身滚向那片雷区，压发雷、绊发雷一颗接一颗爆炸了。他右手被炸断了，仍然咬住牙往前滚；两眼炸瞎了，他还在用血肉模糊的身子向前滚……
彭荆风说：像这样明知是死，为了胜利而又不畏死的勇士，在这次反击战中随处可见。
西方记者猜测说，这些以身蹚雷的中国军人，可能是被迫服从上级命令。彭荆风在战场上发现，西方人道主义小白脸们，完全低估了东方的人格境界！在者阴山下的救护所，彭荆风遇见了刚抬下来的战士刘易富，他只身排除了二十多枚地雷，身中36块弹片！
“医护人员为他换下那身满是泥浆和血污的衣裤时，发现他口袋里已身无分文，只有一张寄回家的16元汇款收据。人们明白了，这又是一位准备以身殉国的勇士！”
据互联网上昆明军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总结材料，从2月17日开战至3月16日撤军完毕，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 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还要大得多！
1979年一战后，又延续了十年的边境拉锯战，牺牲了无数中华好儿男。长达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中方一侧，至少有14个县市建有专门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烈士陵园。由西向东，依次是云南的金平、蒙自、屏边、河口、马关、麻栗坡、西畴、富宁，广西的那坡、靖西、龙州、凭祥、宁明、防城。建设最早（1979年2月）、也最著名的麻栗坡烈士陵园，安葬着十年中越战争中的937名烈士，邓小平亲自题词。
博主那代大学生都记得19岁的傣族小战士岩龙，记得那个吹得一口优美竹笛但汉语说得不好的英俊小伙子。人民日报1979年4月9日发表过新华社记者李耐因和张立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他为祖国献青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只身潜入敌人侧后，歼敌20名，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在攻打朗多时中弹牺牲。在 1979年，岩龙的名字，响亮程度相当于后来的赖宁、今天的周杰伦。博主记得，新华社原稿中提到，岩龙在西双版纳家乡已经交了女朋友，李耐因捧读烈士遗物，感慨那叠遗留的书信中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美丽姑娘的来信。在社会风气保守的七十年代末，人民日报编辑部可能担心有宣扬“早恋”之嫌，删掉了这个情节。无论如何，一条19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通讯写道：
“刚刚拐过一个山嘴，一丛树林中射出一梭罪恶的子弹，其中两颗穿过岩龙的胸膛。在他后面的班长看见他倒下来，又慢慢地抬起头，向着北方——祖国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不动了。”
19 岁，对于亲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年轻人来说，是什么概念呢？张朝阳19岁时在清华大学念物理，丁磊19岁时在电子科技大学念通讯技术，毕业后经过一番努力，分别创办搜狐、网易，成为中国新兴的IT界领军人物。马云19岁那年第二次走进高考的考场，数学只得了19分，只好开始打工，蹬三轮车送杂志；但在市场机会极其丰裕的改革年代，马云最终还是上了大学，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并购雅虎中国，大器晚成。岩龙这样的英雄，囿于家庭出身，即使死里逃生，即使数学成绩高于马云，恐怕也很难像丁磊那样得风气之先而成为北京电信前100个用户之一，难以在IT界弄潮；但岩龙或者别的什么英雄，如果天假以年，像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那样初中没毕业，走南闯北做点小买卖，抓住机会发展壮大，最终闯进胡润财富榜也未可知。就算不能成名成家，也可以尽情消受改革开放年代的消费时尚和社会自由度。要知道，1979年的中国，连穿一件花格子衬衫也像今天的裸奔一样惊世骇俗，越战一代青年基本未婚，绝大多数没有恋爱经历，还没来得及品尝人生的甘美就匆匆而去。
1979年，正是“我劝天公重抖索，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时代开端。中越开战前，高考恢复了两届，有1160万人走进考场，才俊起蒿莱；默许“知识青年” 回城的“国务院六条”刚刚颁布，上千万被耽误的男女哭着喊着回到城市，在勉强争取到的一份卑微岗位上卧薪尝胆，一边工作一边上夜校自学，若干年后将成为城市的栋梁；大批被整肃的干部子女随着父母冤案的平反，重新获得一份丰裕的发展资源，未来的日子可望纵横天下。在整整一代年轻的和不甘年华老去的人们摩拳擦掌，准备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一显身手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士兵听从政府和国家的召唤，昂首冲向了南疆边陲，明知此行很可能有去无回。
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来自沂蒙山区的烈士梁三喜临终前没来得及说完的一句话，不是像传统革命电影所描写的那样申请入党，而是提示战友注意自己左胸口袋里一张血染的纸条，上面写着：
我的欠帐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借：营孙副政教50元
……
在这张欠帐单上，密密麻麻写着17个人的名字，欠帐总额是620元。这个催人泪下的细节，绝不是李存葆闭门造车，当时的烈士普遍家境贫寒。人民日报发表的岩龙通讯中特意写出，岩龙的遗物里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衣破损处不少，都是小伙子自己缝补的，针脚是那么细密；裂缝的旧胶鞋补着补钉，看得出已经修理过不止一次了。人民日报后来还曾报道，岩龙家的竹楼破旧漏雨，直到烈士牺牲两年后才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拨款，当地驻军和民兵施工，修造了一座新竹楼。1979年对越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按照战士500元、干部800元，政府一次性给烈属发放抚恤金，这笔钱当时可以买几辆凤凰牌自行车、几块手表，在农村也就勉强能买一头牛。那些默默无闻的烈士遗属，亲人骨肉一去不复返、家庭未来的顶梁柱坍塌得到的抚恤就是这么多了。
活着的英雄，由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留在部队很难被推荐考上军校，军队在战后停止了从优秀士兵中大规模选拔军官的做法，因此对越作战的英雄今天在部队的官阶普遍不算很高；回到地方，虽然不少人被照顾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作，但在步入中年后遭遇国企改革，缺少创业技能，凄然下岗。因伤残疾的，可能陷入绝对贫困，留下一个个不忍卒读的故事。
人民日报1990年2月9日发表周良沛散文《生命立体的造型——读<麻栗坡烈士陵园诗抄>》，以党报文字罕见的坦率、以悼念文章罕见的诚实，动情又含蓄地叩问1979、叩问历史：
“不论他们生前有多么大的抱负，身后有多少遗憾，他们都从容地义无反顾地走了。身后的光荣，他们丝毫也不可能知道；生前战事的胜败，都得承担责任；不知死的光荣，却知生的伸屈。”
“永远沉默在这里，多数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啊，他们过早地去了，留下在人们心头的，是惋惜、悲恸，留在史册上的，是写满天地的惊叹号。他们，有的在敌营杀进打出，如同神兵；有的多处负伤，腿折手断也不下火线，肠子打出来了，捂住肚子还甩手榴弹；有的与敌人拚刺格斗，滚下山涧，与敌同尽，在湿热的边境，找到的遗体已腐烂得抓拿不起来，只有我们知道他的那颗头颅，那颗心……。
“他们，并没有全葬在这里，但这是他们共同的碑；安息于此的，并不是每位都授予了英雄称号，但他们每一位都是这英雄集体中响当当的英雄。他们恋生，有的甚至有过死的恐惧，可是在需要献出生命时，在分秒之间，在一步之差时，没有犹豫，没有豪言，可能有遗憾，却不会有悔恨，知任重而心事重重，尽本分而坦荡无羁。神圣、纯净得如同一位初生的婴儿那样地去了。不同的姓氏，不同的民族，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成了麻栗坡人，是麻栗坡永久的居民。”
改革30年来，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改革开放中受益，不同的只是受益的多寡；但我们不能忘了，有一个群体属于绝对受损！他们就是中越战争的烈士和大部分英雄，特别是伤残退役的英雄，以及他们的亲属特别是遗属！在执政党宣示“以人为本”的今天，我们首先应该想起他们！
当每年纪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候，别忘了离我们这代人最近的一场战争！是这场“自卫还击战”，为近30年“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的华厦埋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如果说当年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曾被称为“最可爱的人”，那么毋庸置疑，这些1979的战士们就是我们这一代“最可爱的人”！
英雄遗弃在岁月深处
战后有部小说《凯旋在子夜》，结尾处双目失明的战斗英雄童川对恋人江曼说：
“现在我是英雄，走在那里都是鲜花和掌声，是赞美和歌颂。可是若干年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还有多少人能记得我们……”
“小说家言”很快一语成谶。
越战幸存将士从1990年9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越南部长会议副主席武元甲作为北京亚运会“特邀贵宾”来到了北京！人民日报记者刘水明、温宪的现场写真《武元甲在亚运村》，让多少越战老军人百感交集：
“亚运村‘村公所’门前广场四周忽然聚集了许多人，不一会儿，几辆疾驶而入的黑色小轿车在广场边停了下来。当车内走出一位个头不高、身着一套笔挺白色戎装的军人时，人们才知道，原来是越南的武元甲大将。”
武元甲在中国首都的亮相，深深刺痛了老军人的心。新浪博客“牛刀的BLOG”回忆，武元甲访华那天，他正与一位将军共进晚餐，看到电视新闻，将军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怒声说：
“我前方将士尸骨未寒，政治家已经握手言和了，这仗还有什么打的？！”
然而，不论1979的英烈们能不能理解，握手言和是国际政治的大趋势，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据人民日报报道，谷牧副总理握着武元甲的手说：
“你是中越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十多年来到北京的第一位越南领导人。我们愿意看到两国关系逐步改善，直至实现正常化，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
与中国渊源极深的越共元老武元甲，对于有生之年重返北京倍感高兴，他说：
“越南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给予的巨大支持，对此越南人民将永志不忘。两国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乌云，相信它会散去。越南的党和人民希望能够尽快地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政治家们的外交辞令，反映出国家之间不可抗拒的和平发展潮流。据后人披露的史料，中越和解从1989年就秘密进行了。越共新任总书记阮文灵托老挝领导人转达对邓小平的问候，表示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主帅邓小平，也请老挝领导人转达自己对阮文灵的问候，但要求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1990年亚运会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成都秘密会见了越南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以及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武元甲公开访问北京一年后，越共中央下一任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中越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越边界开始大规模排雷，恢复边境贸易。这对中越两国都是幸事，然而，对于这些出生入死的老战士来说，枪声炮声可以停歇，但1979 是一段铭心刻骨、震撼灵魂的记忆，是不曾干涸、永远猩红的一汪鲜血。这鲜血在他们内心深处一直在燃烧，那股灼热、那种蒸腾将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更大的尴尬在于，正如小说《凯旋在子夜》里越战英雄童川的预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处于外交等方面的考虑，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在官方媒体上很少被提起，再也没有任何公开纪念的官方仪式，更不要说继续1979和80年代前期的表彰颂扬。加上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物欲横流，还有多少人能记得他们当年为国分忧的英勇和为国捐躯的壮烈？！
早在80年代，人民日报就刊登过徐茂生的文章，批评一个看似旅游团的摩登男女清明前夕在麻栗坡烈士陵园的碑林中追逐嬉闹，争相留影，大声喧哗，还不时扔出小鞭炮。作者借人民日报一角呼吁：
“来烈士墓的人们，请你声音小一点，脚步轻一点，举止稳重一点，莫吵醒熟睡的烈士，让他们的英灵静静地安息吧……”
人民日报还曾刊发山东安丘县驻军的来信，反映安丘县汽车站拒载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的16名退伍战士（其中残疾军人7人）。司机嫌退伍战士行李太多，部队另派一辆解放牌卡车运送行李，只求客车载这16名退伍兵，司机还是不允。人民日报为如此粗暴地对待越战英雄而愤怒。
这两件不愉快的事情，都发生在1987年，离那场血流成河的“自卫还击战”刚刚8年！如今29年过去，现在的年轻人除了那首流行歌曲《血染的风采》，对于慷慨赴死的岩龙、梁三喜们，还知道些什么呢？估计大多数人连他们的英名都没听说过，虽然他们肯定熟悉周杰伦，多半知道张朝阳、丁磊、马云和黄光裕。
西祠胡同和百度贴吧里，有一个《我想哭 确（却）没有泪》的帖子，说的是1979年一对兄弟同时去了越南战场，老大是侦察兵，老二是步兵。6月份父母收到民政部门来信，告知老大在越南牺牲，老二失踪。老大被评为烈士，老二因为没有找到，算不算烈士还要等待。官员放下500元抚恤金就走了。从此以后，老两口每个月都可以收到民政部门的28元抚恤金——因为只有一个烈士。1985年春天母亲病重，因为没钱交医药费耽误了治疗的最好时机，去世了。临走的时候，她还在喊着失踪的老二名字！2000年8月的一天晚上，父亲在自行车修理铺拾掇完最后一辆自行车后，永远地睡着了。老人的枕头底下压着一个信封，里面是刚刚领到的28元抚恤金。人们收拾遗物的时候，在一个木箱里发现了257个信封，每个信封里都有28元儿子的命钱。加上老人枕头底下的那个，一共258个！有的钱现在已经不再流通了，可它们被放得整整齐齐，合计人民币7224元！这对老夫妻至死也没有动过这笔钱！
记者来了，报社的、电视台的，还有的是说不上是哪里的人。然而，记者走后，他们的报纸、电视台最终都未作报道。这个帖子的细节还有待考证，但所有体制内媒体和市场化媒体，对于越战英雄的身后事未能给予充分关注，则是令人汗颜的事实。只有一些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老战士和少数军事迷在互联网上开设“燃烧的血”等网站和BBS，顽强地提醒人们别忘了当年的金戈铁马、慷慨悲歌。特别是在1979年开战后发表社论《奋起还击，保卫边疆》的人民日报，对战后英烈关怀的缺位和失语，是中国第一大报的严重失职！
好在还有一些零星的报道，在人民日报偶尔露面，从侧面告诉读者，当年的英雄和亲属就在我们的身边，在市场经济的阴影中挣扎和喘息。2001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通讯《交警与特困生》，写的是安徽六安市独山镇长生桥村小伙子杨志伦考上省级重点中学，却付不起每学期五六百元的学杂费，勉强读到第二学期，被迫选择退学。他的父亲在1979年对越战争中负伤致残，拖着残躯在一家建筑工地烧饭，母亲在黄土地里刨食，还有两个年幼的妹妹，家里的油盐柴米都快不够了，到哪儿弄钱供小杨读书呢？六安市交警一大队的叔叔、阿姨们闻讯，受到“强烈的震撼”，决定由车管所民警与杨志伦签订助学协议，提供小杨在高中的学杂费，直到考取大学。小杨高考被安徽大学录取后，民警们兴高采烈地开着车，沿着崎岖山路驶到杨家，送来助孩子入学的捐款，整个山村沸腾了！
这篇《交警与特困生》，与其说是一篇交警助人为乐的表扬稿，不如说是一篇越战老兵余生的凄凉写照。
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亲属接获部队讣告却迟迟没有现身，原来梁三喜70岁的老母亲和妻子为了节省车票钱，抱着出生才3个月的女儿，从160华里以外的火车站翻山越岭徒步走过来。路上走了4天，吃的是随身带的地瓜干煎饼！
不幸的是，“小说家言”再次一语成谶。
人民日报1990年2月9日周良沛散文《生命立体的造型——读<麻栗坡烈士陵园诗抄>》提到麻栗坡的一首诗，应该源自八九十年代之交麻栗坡的真实见闻。诗人周宝莹纪实性诗歌《相会》，说起烈士母亲好几年想来扫墓却没有盘缠——
“那些人当年为你披红戴花后，在家门贴一幅‘光荣人家’红纸，前年又换成‘烈士之家’金匾，却不肯给予一块或一毛乃至半个硬币的情感和良心……”
人民日报在1990年大声呵斥：
“……背叛！背叛！除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黑了心的总是极少数，诗人的诗行却是警钟：忘记他们就是背叛！”
人民日报上表达的担忧与呵斥，又过了十几年依然无人闻问。据媒体报道，麻粟坡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介绍说，有三十多位烈士的家属从来没有来祭扫过，原因大多数是没有路费，有些家属来了却没有了回去的路费。从2004年起，一段《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的视频帖在军旅同心网站、天涯社区等网络论坛转帖流传。 35207部队58分队汉族烈士赵占英1984年在中越边境的后续冲突中死于越军炮火，大腿及屁股全部炸掉，年仅19岁；在“老山之眸”拍摄的这段录像中，烈士母亲在整整20年后，2004年4月在侄子侄媳陪同下，从云南昆明附近的嵩明县终于来到麻栗坡祭奠。嵩明县和麻栗坡都在云南省内，相距不算太远，但这位母亲竟然等了整整20年！靠了当地政府近年来专门拨付给烈士家属的一笔祭奠费用，才得以到边境为儿子上香！发帖人无限酸楚地写道：
“这是她第一次来，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比起那三十多位烈士的家属，赵占英的母亲算是‘幸运’的，但这20年后的‘幸运’里包含着的是怎么样的辛酸？做为军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那怕是战死沙场，我觉得那是军人的本份和义务，但做为国家，政府照顾烈士的亲属也是它义不容辞的义务。那三十多位烈士的家属我想肯定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要不然我怎么也无法想像，养了十八年的儿子静静地躺在烈士陵园里几十年而不去看他一眼，如果烈士泉下有知，不知他又该做何想？”
《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被网友制作成歌曲MV，竟然多达十几个版本，泪湿互联网！有网友转帖时忍不住质问：
《母亲无路费去看长眠地下的儿子，尴尬了谁？》
另有网友发帖说，赵占英一个幸存的战友从网上知道这个消息后，千辛万苦找到烈士家乡，站在这位老母亲家门口惊呆了：她家里除了一口破锅、一个土炕、一堆棉花套子，别无长物。烈士的父亲已经伤心地离开了人世。如果英雄在世，只要他有一份普通的生存能力、普通的孝心，老母亲的晚年也不至于如此艰难困苦。
这是佚名网友为赵占英母子写的一首诗：
妈妈，20年，
我知道你好难，好难，
我不怪你，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钱，
妈妈，你空手来的，
没有任何祭品，
我不怪你，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钱。
妈妈，我明白，
你还没有吃饭，
可惜我不能为你尽孝，
只能望着你无言。
妈妈，
你的哭声是那样辛酸，
我明白你嫌自己来得太晚，
妈妈，
你在我头上的拍打是那样的无奈，
我明白你在追问为什么要20年？
妈妈，
为了千万个另外的妈妈，
我和你都作出了无悔的奉献。
妈妈，
在你的身后，
是飞速发展的喧闹，
是灯红酒绿的金宵，
是耸入云端的豪华，
但是，
你感受到了什么，妈妈？
我不求再有什么额外的照料，
一声“烈士”已经足够，
我只求下个清明，
我的妈妈，
能够再来抚摸我的墓碑，
因为我的妈妈，
没有剩下多少20年！
与这些热血青年当年的慷慨献身相比，早已富裕起来的中国社会，到2008年热议该不该“抄底华尔街”的中国社会，近30年来，在“飞速发展的喧闹”、“灯红酒绿的金宵”和“耸入云端的豪华”中，对这场尸横遍野的南疆血战是不是过于冷漠，对这些民族英雄们的报答是不是严重不成比例？
历史错位在印度支那
哥伦布开辟新航路后，欧洲人普遍认为亚洲只有两个国家，即中国和印度。他们把中国和印度的结合部，即中南半岛，称为印度支那（Indochine），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国家。
就是世界地图上这3个不起眼的小国，先后把3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卷入腥风血雨，吃尽了苦头。
先是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派遣远征军接管越南，遭遇以胡志明为首的北越共产党政府的强烈抵抗。1954年奠边府战役，北越军队大胜法军，一纸《日内瓦协议》宣告法国殖民势力狼狈撤出印度支那三国。在东方的越南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的相继溃败，就是法兰西帝国的梦醒时分。法国电影《情证今生》、梁家辉主演的《情人》等，都是从法国女人的视角，描写法兰西在印度支那曾经的浪漫缠绵和那把握不住的逝水流年，极度的自恋自怜。
接着登场的是美国。这个借助两次世界大战暴发的超级大国，自命为自由主义卫士，而把越南视为在东南亚对付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美国从1955年起分别在南越、老挝扶植亲美政权，1961年对南越发动“特种战争”，1964年以北部湾事件为契机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出兵南越，1970年在柬埔寨策动推翻亲近中国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美国在东南亚的泥沼里越陷越深。美军在越南投下近800万吨炸弹，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总投弹量；使用了除核武器之外的几乎所有新式杀人武器，越南热带雨林成为野蛮的现代屠宰场。越南有多达160万至300万人因战争而死亡，整个印度支那10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
美国也为此付出代价。到1973年撤军前，5.6万美国人丧生、30万人负伤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更要命的是，这场美国在海外延续时间最长的战争，给美国军人、家庭和社会留下了噩梦般的精神创伤。爱国主义与和平反战，维护自由与滥用武力，撕裂了整整一代美国青年的价值观。好莱坞越战题材的电影，大多是反战电影，如《猎鹿人》、《野战排》、《现代启示录》、《生于7月4日》、《阿甘正传》等，对越战持尖锐批判态度。近年来美军驻守伊拉克在国内引起的反对声浪表明，美国人要想回到全民拥戴的“爱国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越南的北方，雄踞着另一个地区性大国中国。对于越南独立运动和共产党革命来说，几十年来，中国始终是温暖人心的大后方。越南革命的发起人“胡伯伯”每次在越南境内待不下去的时候，总是躲到中国避难。胡志明和武元甲不仅与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交情深厚，甚至曾经受到中国国民党人的庇护。二次大战后法国远征军在西贡登陆，在北纬16度线被入越受降的蒋介石国军封锁了北上的道路，使北越胡志明政权有了喘息之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北越政府达成协议，中国人从云南边境源源不断地给越南人运去高射炮、轻武器、弹药、粮食等。新中国还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工程和防空部队三十多万人。越南人引以自豪的奠边府战役，就有中国上将韦国清率中国军事顾问团驻扎在前线。中国对越南兄长般的仁爱，从一个细节可见一斑：周恩来总理考虑到越南运输战争物资主要靠妇女头顶肩扛，特意关照援越物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30千克。胡志明生前赋诗“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决不是句客套话。
中越之间的裂痕，源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反美又反苏、几乎要领着中国独自对抗全世界的中共“九大”后，毛泽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思虑，即安排陈毅等四位元帅研究国际战略，做出了与美国实现和解的大胆部署。邓小平主导中国政局后，进一步做出了联美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为此中国逐步放弃了鼓励越美战争升级的激进路线，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越南的战争援助。已经对中国养成依赖惯性的越南领导人却抱怨被中国出卖，着手调整外交格局，从亲华转为亲苏和反华。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全国统一后，急于扩张在老挝、柬埔寨的势力，表现出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野心，而把与柬埔寨有很深渊源的中国视为地区扩张的障碍。1978年11月，越南与前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将南越的金兰湾交付前苏联作为海军基地使用，构成对中国南部安全的严重威胁。前苏联已经陈兵百万于中国北部边境，获得金兰湾后，将使中国陷入前苏联的南北夹击。不拆散越苏军事同盟，中国南部永无宁日！
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后，统一的越南与前苏联和中国在革命胜利后的所作所为一样，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善于商贾的越南华侨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但比前苏联和中国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国有化改造走得更远，越南党和政府所要的，不仅是华侨的法人资产，还包括华侨的全部生活资产，干脆让他们净身出门，掀起了令全世界震惊的难民潮。这是越南共产党人基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民族主义的一种狭隘和无情。据人民日报1979年揭露：
“被驱赶的华侨，长期劳动所得的财物，大多被无理没收，随身携带的小量生活用品，也在出境前沿途被搜劫掠夺，致使大部分华侨进入中国国境时，除了身上的衣服外，几乎一无所有，不少老人小孩饥病交加，景况十分凄惨。”
香港艺人夏梦1982年监制了一部描写越南排华潮的电影《投奔怒海》，以“全国政协委员”之尊，却未能在大陆获准公映，其中的忌讳就在于影片触及了共产党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苦难。从传统社会主义教义来看，越南的做法并不离谱，只是他们把事情做得特别绝情而已。
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中越两国按照各自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逻辑行事，国家利益之间的冲撞，到1979年已是在所难免。但是，让中国人民耿耿于怀的是，1979年的越南不是一般的敌国。中国对越援助到1978年7月停止前，几十年间总值超过200亿美元！而直到1978年，中国农村还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为了越南的独立和革命事业，中国人民可谓节衣缩食、倾囊而出、相濡以沫，举全国之力，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物质支持。中国援越军人和顾问伤亡5000多人；其中1000多人遗骸就地安葬，长眠在越南的国土上。所以当1979年人民日报披露，越南夺走中国子弟兵生命的工事大都由中国援越物资构筑而成，在全国读者中点燃的民族愤怒可想而知！
大恩成仇。新中国曾经不惜血本援助过的两个邻国——朝鲜和越南，后来都曾与中国反目。新中国成立之初，金日成孤注一掷打过“三八线”，以既成事实胁迫中国参战，让中国军队在朝鲜国土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兵戎相见，导致新中国被西方势力包围，牺牲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幸福，而且背上了朝鲜战争致使韩国军民伤亡失踪百万人的沉重道义包袱。“抗美援朝”一战，本是小国挟持大国的典型案例。北朝鲜凭借中国的支持苟延残喘，但中国不曾觊觎它的一寸土地，最终还是一次次饱尝了“唇齿相依”的苦涩。战争结束后，牺牲了17万将士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前脚刚撤回国内，金日成后脚就在北朝鲜清洗亲华势力；1967年又大举毁坏志愿军烈士坟墓和纪念碑；1993年临时变卦以一票之差使中国首次申办奥运会功败垂成；近年来的“六方会谈”中，金正日朝秦暮楚用发展核武器来讹诈全世界，三番五次令“六方会谈”的东道主中国难堪。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出于对中朝“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爱护，对北朝鲜在中、美、苏之间见风使舵、敲诈勒索的卑劣行径，基本上没做过公开报道，中国老百姓对此知之不深。中朝之间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至今还飘拂在人民日报等体制内媒体的报道中。前几年《北京青年报》一次国际观调查，中国年轻人最有好感的国家依然是朝鲜！
中国一次次原谅了朝鲜，却在1979年选择性地教训了越南。当普通中国人从1978年5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言人就越南驱赶华侨回国问题发表谈话》，都大吃了一惊！中国和越南，以及同期中国与阿尔巴利亚的外交关系破裂，让一代中国人曾经献出子弟兵和物质财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从此黯然失色，乃至血腥落幕。在1979年自卫还击战打响当天，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述评《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报道越南人在边境线 “中越友谊大桥”架设路障、筑起地堡，被驱赶回国的华侨已有7万人，毛泽东时代神圣的国际主义道德境界，立即转化为邓小平时代同样神圣的民族主义情感本能。拿起枪杆，打进越南，惩罚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保卫国家安全和中国人的尊严，迅速凝聚为一种强烈的民族共识。
人民日报老编辑在1979年间多少有点尴尬。因为此前30年，他们经手编发的亲越反美的宣传报道和诗歌散文绘画连篇累牍，对越南军民崇敬有加。对于越南的奠边府大捷、胡志明小道，还有南越游击队员的《南方来信》，中国读者早已通过人民日报耳熟能详。正如1954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朱子奇诗句：
“啊，越南！我在海这边呼唤你，
我的好兄弟！
你被侵害的国土就像是我自己的故乡呀，
你受难的人民就像是我自己的同胞呀。
我时时希望你打胜仗，多打一次歼灭战吧！
我时时默祝你丰收，多收一枝稻穗也好啊。
我要跨海奔去！紧握你刚刺倒敌人的热手，
我要跨海奔去！拥抱你那充满活力的胸膛。
中国人终究没有跨海奔去，但在1979年派遣自己的优秀子弟跨过了“中越友谊大桥”，对昔日的越南“好兄弟”们“紧握”刀枪，“拥抱”死亡，拼了个你死我活、玉石俱焚。
客观地看，越南军民与中国人一样热爱自己的国家，为了国家利益勇于献身，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毅力更是举世罕见。例如著名的“胡志明小道”，作为北越胡志明部队支援南方游击队作战的秘密通道，美军曾经绞尽脑汁进行绞杀，动用了强大的航空兵狂轰滥炸，投放了大量先进的传感器进行追杀，最终还是失败了。美军甚至一直没有搞清楚“胡志明小道”到底有多少条路。据西方军事历史学家普拉多斯分析，“胡志明小道”应该有5条主路、29条支路，还有一些捷径和“旁门左道”，总长近2万公里，先后向南方输送了100万名游击队员！
1979年春天，中越狭路相逢，中国军队连克越南谅山等重镇，虎虎生威，威逼河内。谅山以南，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自古越南叛乱，若中原王朝大军攻破谅山，越南王即自缚请降。年轻的中国军人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但从越南方面看，军民不分、妇孺皆兵，同仇敌忾、顽强抵抗（“自卫还击战”早期中国军人就因为善意看待越南平民而吃了大亏！），可能也是另一种壮怀激烈，甚至可歌可泣。借用共产党人殷夫1929年写给国民党高官哥哥的诗句，用来概括50年后中越两国曾经相互敬重的年轻人在战场上的相遇，也许荒唐，荒唐得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
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
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
收回吧，作为恶梦一场。
…………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民族（原诗为阶级）交了战火。
真是造化弄人！1979年的硝烟，历史学家称为继越法战争和越美战争之后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是两个东方伟大民族的悲剧！在多灾多难的印度支那，中越战争又一次重创了越南的经济民生，越南的举国战争体制让平民在这场战争中牺牲巨大，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两国人民造成了深刻的精神创伤，对此我们感到深深的悲痛。
近来，博主从网上发现一份《越南自助游攻略》，上面有两段问答引起了我的注意：
“越南人对中国人友好吗？
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这是当年同志加兄弟的写照，如今两国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商品经济唱主角。越南人现在对中国游客大多很友好。但中国游客去到越南，应避免谈及有关中越战争的话题。
边境是否还有地雷？
中越两国交恶时，两国装过近几百万颗地雷，边境地区还有地雷是无可置疑的，但游客常去的东兴、凭祥地区早已排完地雷。这一点不用担心。”
当武元甲大将所言中越天边的“一些乌云”散去，回望1979，站在中国立场看，我们依然可以坚定地为这场“自卫还击战”的民族正义性辩护！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的责任，首先在于越南，在于黎笋、阮基石那一代越南领导集团的鼠目寸光，以越南人民的福祉为赌注走上了反华亲苏路线，更在于那个领导集团以小国挟持大国、受惠国反噬施恩国的狂妄野心和不自量力。1979年时国际“冷战”还没有结束，这一年前一个星期越南入侵柬埔寨，这一年最后几天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实际上国际社会到今天也尚未建立有效的国际冲突和解仲裁机制，战争在那个年代更容易成为优先考虑的解决方案。1979年的硝烟中，战士沙场的大无畏，与时代的大无奈，是划过那个时代的一曲凄凉苍劲的悲歌。
毁誉胶着在柬埔寨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开战第二天，人民日报2月18日社论《奋起还击 保卫边疆》谈到战争的动因，除了重复新华社受权发布的“自卫还击”，还增加了一条理由：越南当局为了实现建立“印支联邦”、称霸东南亚的野心，明目张胆地侵略柬埔寨。
此前半个多月，邓小平访美期间在华盛顿公开表示：
“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
世界舆论也普遍地把中国军队进入越南视为对越南军队进入柬埔寨的牵制和教训，不少国家提出了双撤军的方案，对此中国显然乐观其成。反对越南在印度支那扩张势力范围，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符合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利益诉求。然而，历史的复杂性不在于中国带头谴责越南“侵略”，而在于那个得到中国、泰国还有美国声援，尤其是构成中国出兵越南一条重要理由的“被侵略”的柬埔寨。
以吴哥窟古迹著名的柬埔寨，一个比越南更小的佛教国家，与新中国的瓜葛一点不比越南浅。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人民日报几十年间报道最多的外国领导人，享有“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极高知名度。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里，风度翩翩、笑容谦和的西哈努克，在那个“革命化”的年代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资产阶级的一派高贵雅致，就像今天的演艺明星一样备受追捧。
1970年3月，柬埔寨首相朗诺在美国人支持下发动政变，宣布废黜西哈努克国王。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西哈努克闻讯，在飞来北京的航班上失声痛哭。没想到，飞机降落后，周恩来总理动员四十几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到机场隆重迎候，周总理握住亲王的手诚恳地说：
“您仍然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我们永远承认您！”
那一刻，西哈努克感动得热泪盈眶。此后，西哈努克流亡的大部门时间在中国度过。中国人为他的“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提供了元首府、首相府和政府大楼等物质援助和资金支持。中国政府拨出北京市中心的东交民巷15号，让西哈努克安家落户，深宅大院里设有办公室、会客厅、餐厅、游泳馆、羽毛球场和多功能厅，配有警卫、秘书班子、高级厨师、花匠和车队。1972年2月至4月，在中国的悉心安排下，西哈努克从北京出发，穿越著名的“胡志明小道”，秘密访问了柬埔寨解放区，在那里主持了流亡政府会议。西哈努克亲自谱写的歌曲唱道：
“呵，可爱的中国，
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厄运中遇到了莫大的幸运，
我在这里找到了知己。”
1975年，西哈努克回国前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辞行。见到病重憔悴的周恩来，西哈努克夫妇意识到这可能是与周恩来的最后一面了。回到寓所，莫尼克公主等不及中国陪同人员离开，已是泪流满颊。
在越军进入柬埔寨后，西哈努克再度流亡国外，还是选择了中国。1979年1月，在邓小平主持的欢迎宴会上，亲王动情地表示：
“中国是与我同甘共苦的伟大朋友。如果我必须接受某国政府的供养，这个政府最好是中国。”
中国与这位多才多艺又命运多舛的柬埔寨国王的交往，不离不弃，善始善终，如果中柬关系仅限于此，无疑是国际交往史上一篇光明澄澈的千古绝唱。然而，让中国人尴尬的是，我们还同时“供养”了另一个柬埔寨人，他就是被国际社会称为二次大战以来最恐怖的统治者波尔布特。
在柬埔寨和中国，波尔布特的知名度都不高。作为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波尔布特在国内把自己搞得神神秘秘。1975年4月柬埔寨共产党占领首都金边成立“民主柬埔寨”（西方称为“红色高棉”）后，大多数柬埔寨人根本不了解谁是国家的领导人，只知道现在掌权的是“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在中国，波尔布特的亮相是在1977年9月，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浓墨重彩接待的第一场国宾。9月29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报道波尔布特抵达北京访问的消息。对毛泽东萧规曹随的华国锋，为波尔布特安排了只有金日成和前苏联领导人享用过的奢华入城式：
“十多万群众怀着战友相逢的喜悦心情，聚集在机场、天安门广场和迎宾馆前，载歌载舞，向英雄的柬埔寨人民的友好使者表示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情。”
在机场，男女民兵持枪列队向波尔布特致敬，其他人挥动花束、彩带，有节奏地高呼。贵宾车队驶近天安门广场时，波尔布特由华国锋陪同，换乘敞篷汽车，接受人们的夹道欢迎。女青年跑上前来向波尔布特献花，青少年跳起了富有中柬两国民族特色的舞蹈，一簇簇彩色气球腾空而起。人民日报写道：
“车队驶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呼声。波尔布特同志在敞篷汽车上亲切地向群众招手致意。”
在人民日报的大幅照片上，曾在巴黎留学的波尔布特面容慈祥，温和有礼。广场上的欢迎人群和人民日报的全国读者都不知道，他们盛情欢迎的波尔布特和他的政权在国际上其实相当孤立。不过，经过多年政治运动历练的中国人，对柬埔寨战友在革命成功后可能采取的政策也不会陌生，只是没有想到波尔布特青出于蓝，能做到连M和斯大林也自愧不如。10月2日，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波尔布特公开解释了一条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治国之道：
“我们成功地保卫了革命果实，保卫了人民的革命政权，保卫了民主柬埔寨。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居民从城市撤到农村。”
波尔布特解释说，清空城市，是在1975年攻克金边之前就决定了的；而在更早些时候，1973年柬埔寨共产党就开始建立“合作社”，把国民分散到各个合作社里兴修农田水利。后来披露的事实表明，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即以躲避美军轰炸为名组织大迁移，将大约200万人赶出城市。波尔布特认为这些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的市民是“新人”，需要转移到革命根据地农村中接受“旧人”的改造。几天之内，有“东方巴黎”美誉的金边变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有几十万体弱多病者倒毙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幸存者到达农村合作社，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居住的条件十分简陋，用竹子搭成的吊脚楼无法遮风避雨，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医药不足。一切都是原始的体力劳动，不准发明和使用技术工具，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全部交公。
据一些后来与波尔布特决裂的柬共干部回忆，在占领金边后不久，召开过一个柬共高级干部会议，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共产党掌权后的基本国策：
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有的出席者回忆说，当时的决策还包括废除学校和医院。
让柬埔寨共产党人自豪的是：“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因为中国人还在用钱，私人可以养点家禽，中国人和越南人还是各个家庭分灶吃饭。如果垂垂老矣的毛泽东在北京得知他一心要限制的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在柬埔寨荡然无存，想必会一声叹息：后生可畏啊！柬埔寨全国没有钞票和商店、庙宇、学校，没有电话与邮政，连夫妻也不能一起生活，每周必须由组织做出安排才被允许同居。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人类文明在柬埔寨一夜之间退回到蛮荒时代。
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那些不同于柬共，乃至在党内不同于他本人思想的人们，对这些细菌必须随时进行“甄别”和消灭。从犯罪心理学上分析，这种把人看作细菌的心态绝对符合国际法庭的“反人类罪”。一场大清洗呼啸而来。清洗对象包括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对新政策有所不满的人；地主富农，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会说外语也是死罪。越是劳苦功高的革命同志，越有可能受到猜忌，东部大区就以亲越嫌疑一次处决了近十万干部和将士。在大清洗中，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后来挖掘出来的许多头盖骨上，都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这个总人口只有七八百万的国家，在波尔布特执政3年多时间里，可能多达两三百万的人民非正常死亡，其中约100万人是被残忍的杀害！柬埔寨红色高棉当政，与前苏联的斯大林肃反、德国纳粹的大屠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称为20世纪四大人道主义灾难。
据旅美学者程映虹研究：
“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波尔布特用恐怖手段，在柬埔寨抹掉了革命之前存在的四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除了肉体被消灭者以外，全民都变成一个阶级——“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人人平等”。
波尔布特头脑中这些可怕的想法从何而来？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来中国访问，一直逗留到1966年2月，亲身感受了“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肃杀气氛。陈伯达、张春桥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文革”期间，1970年毛泽东在一次未做公开报道的接见中，告诫波尔布特：
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波尔布特收下礼物后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正如波尔布特1977年在北京的欢迎宴会上承认：
“在我国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创造性的成功地运用了毛泽东思想。”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产儿，特别是那个“文革”中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文革”后又被中共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否定的毛泽东晚年思想。而柬共垮台后的柬埔寨总理洪森在访问平壤后得出补充结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于北朝鲜。
在1979年前后的人民日报上，柬埔寨的报道不算少，但丝毫看不到上百万人辗转沟壑的悲惨和身首异处的恐怖，字里行间全都是一片“合作社”大干社会主义的热火朝天景象。人民日报的消息来源，一个是随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柬访问记者走马观花的见闻，另一个是“民主柬埔寨电台”。这个电台存在的时间比红色高棉政权的寿命更长，很可能一直在中国境内播出。1977年访柬的一个中国新闻代表团发现：
“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们在广阔无垠的稻海中挥镰收割，在水利建设工地上挖渠修坝，不时传出雄壮浑厚的歌声和爽朗悦耳的笑声。柬埔寨的农村充满了蓬蓬勃勃的生机！我们站在坡市高处眺望，只见社员们一行行、一列列地在田里劳动，水稻长势喜人，水渠四通八达，新屋齐整，大地锦绣。”
是什么遮住了这批资历不浅的中国记者双眼？是采访不深入，还是传统社会主义教义压倒了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
在波尔布特消灭城市、合作社运动和政治大清洗中，约二十万华侨在迁徙途中和合作社里悲惨地死去，或者被柬共杀害。其残忍的程度，远远超过越南迫害华侨！可是华侨的父母之邦有选择地保持了沉默，人民日报至今未作任何报道！中国政府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前，曾经派船前往越南接运受迫害的华侨回国；但对于柬埔寨华侨更加凄惨的命运，是知之不多，还是视而不见？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在金边失守后倒是追随波尔布特到丛林，差点丧命，以此显示对中柬两党国际义务的忠诚，但对于华裔骨肉被虐杀，是否存在严重失察和不作为？据说当时连孙大使也不能随便离开金边，也许不能苛责大使的个人责任。在波尔布特执政期间，中国可能是唯一向金边派驻大使的国家，我们为这个政权背书，却无法保护自己的血脉！可恼复可悲！
其实，中国政府领导人并不是对柬埔寨的倒行逆施浑然不觉。197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访问柬埔寨，一边高呼“杰优！杰优！”（柬埔寨语 “万岁！万岁！”），一边以周恩来遗孀的身份，执意要求在金边国宾馆的楼上亲眼看到西哈努克从楼下经过，以证实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活着！西哈努克一家 1975年应柬共邀请回国后即遭软禁，没能获准来北京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为毛泽东逝世发出一封唁电。西哈努克的孩子也被下放劳动，有5人死亡或失踪。
红色高棉的一些军官和共产党干部，像洪森和韩桑林，在痛苦的抉择中，倒戈投奔越南，效仿中国春秋时期的“申包胥哭秦廷”，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1978年12月25日圣诞节，越南十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势如破竹，只用两周时间就打下金边。人心丧尽的红色高棉兵败如山倒，一路狂奔逃往柬泰边境丛林。随越军杀回金边的洪森，波尔布特之后最有实力的柬埔寨政治家，至今提起这段历史还有一种“耻辱的隐痛”。但每当有人提起越军侵略柬埔寨时，洪森总要激动地把“侵略”一词纠正为“解放”。他坚持认为：
越南是有恩于柬埔寨的！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是不知晓红色高棉的血腥屠杀，可就是没人出面干涉，连联合国也视而不见。
另一位倒戈投越的韩桑林，1979年在金边被越南人扶持出任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中越战争期间曾经备尝人民日报的辱骂，目前是柬埔寨国民议会议长。前几年韩桑林曾访问中国，友好会见了当时的副总理钱其琛。
这个被洪森誉为“解放”的军事行动，不管越南领导人是否趁机存了一份称霸扩张的野心，那些普通的越南将士帮助邻国驱逐桀纣，吊民伐罪，奋战牺牲，是不是另一种国际纵队（西班牙内战）、白求恩（中国抗日战争）式的国际主义情怀？
斗转星移，今天柬埔寨合法政府已经推翻了当年越南“侵略”的定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当年的中越战争如果存在援柬抗越、“围魏救赵”的考虑，那是一个巨大的尴尬。我们还是称之为对越“自卫还击战”吧，毕竟中国人照顾好自己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管1979年的人民日报开战社论怎么写，1979年的中国士兵兄弟普遍还没有这么恢弘的国际观，他们就像19岁的傣族小伙子岩龙一样，对自己的祖国被欺负怀揣一份朴素的愤怒，对军人的职责认定一个朴素的道德：
“欺负人，真坏，狠狠地揍它！”
“只要祖国需要，我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当年美国人为了国际自由主义阵营的战略利益，在南越扶植扶持过一个专制贪腐又颟顸无能的吴庭艳政权。但在南越佛教得道高僧当街自焚抗议后，有所警觉，随即指使代理人干掉了吴庭艳。但这个比吴庭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波尔布特，我们用“文化大革命”的狼奶哺育出来的混世魔王，让中国人背负了太久的精神十字架！ 1998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成元生曼谷电，称据泰国电视台报道，波尔布特已于4月15日深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关于波尔布特的身份，人民日报轻描淡写地说他是“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但没有提及他在当政期间导致百万级柬埔寨人的非正常死亡。
波尔布特的死，让中国人长出了口气。早在此前十年，1988年还是外交部发言人的李肇星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美国《华盛顿邮报》关于“中国同意波尔布特到中国来避难”的报道是“极不严肃的，毫无根据的”。李肇星这番话，表明中国是多么急于撇清与波尔布特的干系，尽管11年前北京街头曾经排出十万人的阵仗欢迎过他。波尔布特除了老死丛林，已经无处栖身。
1999年1月19日成元生再次在人民日报发表述评《乔森潘农谢投诚之后》，称随着波尔布特最后几名残存同事的投诚，红色高棉“已走向其历史的终点”。对于国际社会要求公开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这篇述评引用柬埔寨内政部发言人的话说：不反对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希望公正地对待历史。
这也是中国人急于摆脱一段历史尴尬的内心写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红色高棉与波尔布特的问题是柬埔寨内政，中国反对将柬共领袖交由国际法庭审判。柬埔寨人权联盟主席凯克?加拉布吕女士感慨：“审判红色高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政治愿望。”因为红色高棉残余领导人手中的最后一张牌是：很多国家、很多人，包括中国、泰国和美国，也包括西哈努克，都与波尔布特政权有牵连。泰国为躲藏在边境的红色高棉提供了长达十几年的庇护；连近年来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美国，在七八十年代的冷战中也仅仅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一再在联合国支持红色高棉保留席位；可怜的西哈努克亲王不得不与枪杆在握的红色高棉作出诸多妥协；但牵连最深的，无疑是中国！
1979年时，铁托当政的南斯拉夫《新闻晚报》曾经评论说：
“民主柬埔寨的政权和国内制度可能不会受某些人的欢迎，但是，有权改变这一制度的只能是高棉人民。人们很清楚地懂得何谓人民起义，而绑在外国坦克和刺刀上的‘起义’，在当代政治术语中仍旧称之为侵略”。
如今，铁托时期的那个南斯拉夫已经解体。继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之后，又发生了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种族清洗，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苏丹达富尔的种族杀戮；缅甸导致约十万人死亡的风灾，与缅甸军政府救灾的低效和冷漠。世人对所谓“侵略”和“起义”，对所谓人权和主权，有了更多的思考，也有了更多的困惑。
当初以偏狭的冷战心态卷入柬埔寨事务，为波尔布特背书的各相关国家，是不是到了从容反思的时候？包括那个一贯自视正确的美国！
1949年以来，我们在边境与朝鲜、印度和越南打过3场战争，有得也有失，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坦然地主张在冷战时代捍卫民族利益的历史必然性，虽然中韩建交时和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后，在两国内部都存在要求中国承担战争道义责任的呼声。但是，偏偏在我们未曾派过一兵一卒的柬埔寨，由于我们“供养”的那个政权，致使1/7到1/8的人口，包括大批华侨，死于非命，中国人民的心头压着沉甸甸的道义谴责和良知悔恨。虽然这个善良而弱小的国家至今没有、大概永远也不会要求我们作出什么表示，但想起1979，我们就无法镇静地面对那些死去的和活着的柬埔寨人的目光。
流血牺牲在跳舞赚钱年代
置身“风萧萧易水寒”的燕赵不毛之地，荆轲、聂政身无长物，单刀赴会，生不足惜，死不足惧，自是一番壮怀激烈。但假如在“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钱塘江畔，在“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的一派升平中，抛弃了人生的良辰美景，葬送了青春的姹紫嫣红，远赴绝地从容就义，需要怎样的坚忍？
1979年初的中国，处在从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到邓小平的消费社会转折点上。多年政治运动的风声鹤唳渐渐远去，计划经济板结了的社会“大地微微暖气吹”，前方烟柳画桥在望，私欲情欲都在蠢蠢欲动。年轻人用自家或朋友的单卡收音机，偷偷地欣赏邓丽君“何日君再来”的“靡靡之音”；在日本宽银幕电影《追捕》中，痴痴地看着冷面硬汉杜丘和长发美女真由美相拥驰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被浑厚男低音主题曲“啦呀啦”唱得心旌荡漾。杜丘的风衣、鸭舌帽，后来又加上美国肥皂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里的蛤蟆镜，以及喇叭裤、大鬓角，成为男孩子的扮酷行头。在中国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中，一种新的人生观发芽生长，它回归常识，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家薄伽丘《十日谈》中译本前言——《幸福在人间》。幸福不在某个虚无缥缈或者鼓动人民自相残杀的未来天国，幸福就在人间，就在于人民吃得好穿得好；后来还有人补充一句，幸福就在床笫之间。
1980年上映的电影《庐山恋》，女主角张瑜竟然换了43套时装，可以想见那个年代追求时尚和渴望物质享受到了夸张的程度。然而，直到80年代中后期，还有另一些中国年轻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以一个班、半个班甚至单兵为单位，长年驻守在一种叫做“猫耳洞”的狭小工事里，在生存极限下跟越南人展开边境拉锯战。
猫耳洞，一种类似猫耳朵的石灰岩溶洞，石质坚硬，炮火奈何它不得，因而成为中越两军边境对峙中前沿士兵的藏身洞。据人民日报记者罗自苏对单兵猫耳洞的描述，“猫耳洞”通常高不过一米，宽不盈两尺，人不能站立其间，不能躺下休息，只能抱枪蹲坐，经常一蹲就是3个月！
亚热带的雨季，天气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山林中蚊蚋成群，一咬一个包，皮破后流出脓水。洞内人的汗酸味，食物的馊味，粪便的骚味，老鼠的腥味，煤油的刺鼻味，火药味，还有各种说不清的霉烂味，令人窒息。洞里阴暗潮湿，有的战士身体关节痛得没办法，只能用拳头砸，一直砸得关节发热为止。罗自苏在1985年12月15日的通讯《老山战士的信念》中，引用前线战士的话说：
“仗好打，苦难熬。枪一响往前冲，伤得痛快，死得壮烈，最难熬的是蹲猫耳洞。”
“猫耳洞”还有个难言之隐，就是烂档，奇痒无比。害羞的战士坚持不了几天，也得脱去裤头。遇到出太阳的好天气，除了值班警戒的，小伙子们一个个光着身子，齐刷刷走出猫耳洞坐成一长排，一边手扶钢枪，一边让太阳晒晒溃烂的裆部，特别是阴囊。在80年代的中越边境，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奇观。
1986年12月15日，博主在人民日报科教?卫生新闻版值夜班时，一条科学含量不算高的短新闻却被值班主任罗荣兴郑重地安排在右上角，两侧用“文武线”做了显著标示。因为夜班编辑都知道这条新闻对南疆子弟兵意味着什么：
《前线战士易患皮肤病 药物短裤防治有奇效》
新闻说，按照总后勤部首长指示，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北京印染厂合作研究成功一种药物布，经过云南前线1500多人试穿，可治疗裆部股癣、阴囊瘙痒等皮肤病，有明显的抗过敏和止痒功效。
云南边防部队某团3连战士周慎辉给人民日报写信说，从后勤供应点到他驻守的猫耳洞6号哨位，有一段二百多米的开阔地，被越军火力严密封锁。为了减少伤亡，炊事班只能两天送来一顿饭，平时得靠压缩饼干充饥，吃得反胃。更难受的是缺水。由于猫耳洞温度奇高，人出汗多，水分消耗极大。渴急了，战友们用舌头舔舔猫耳洞里带着潮气的石头，洗脸刷牙更是奢望。有一次断水时间过长，连长下令：无论如何要把水送上去！哪知送水的战友走到半路，水囊就被打穿；第二天晚上再送，又有一个战友腿部受伤。他们在报话机里急了，对连长说：我们宁肯饿死渴死，也不要再送了！连长不允。周慎辉灵机一动，报告说：
“我们洞里有地方滴水，我用罐头盒接了三盒子，够我们用一天的了。”
实际上，猫耳洞里根本没有水。他们硬挺着坚持到第8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终于等到战友们送来了饭和水。
据说美国军事条例规定，如果没有正常补给，基层指挥官有权不向上级汇报就放弃阵地，不会因此受到军事处分。中国军人的体格可能逊于美国军人，却承受着美国大兵无法忍受的痛苦。士兵在猫耳洞里待上3个月，体重平均会减少10斤以上，需要休养数月才能恢复。大家都说，猫耳洞里“几个月能把一辈子的苦都吃完！” 选择这样的作战工事，只因为中国的军力、国力所限，只能打一场低科技战争，为了近距离屯兵边境，打破了士兵的生存底线。一位进过猫耳洞的团长说：
在这样的猫耳洞呆一年，就是不打仗，也应该给立功，应该给一等功！
“猫耳洞”中不仅条件艰苦，而且命在须臾！且不说猫耳洞外的小路和草丛里布满越军的地雷，越军的地堡和铁丝网依稀可见，中越两军离得最近的洞口才三十多米！越军经过与日本、法国、美国的几十年战争，擅长山地丛林偷袭。据战争幸存者回忆，越军一旦借着闪电看清了我方的射击孔，下一个闪电降临时就是一梭子弹打进来，洞里的战友就这样牺牲了。有时越军顺着电话线摸到洞口，一颗“哧哧”冒烟的手雷，或者一束手榴弹、一根爆破筒扔进来，便是全军覆没。
坐着轮椅登上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大学生伤残战士徐良，回忆起驻守猫耳洞的日子时说：
“晚上不存在睡觉，谁敢晚上把眼睛闭上啊，晚上不但把眼睛睁开，耳朵都得睁开。”
就在死神脚步徘徊的猫耳洞里，战士们乐观地迎来每一天生死未卜的晨光暮霭。
整个80年代，执政党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个人物质利益为发动机的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大踏步前进。土地承包责任制被宣布15年以上不变，农民甩开膀子发家致富；年广九在安徽芜湖雇工生产“傻子瓜子”，得到邓小平的亲自关照——“不要动他”，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则热情称赞个体工商户干的是“光彩的事业”；深圳市场经济“特区”试验，在人民日报上被描绘成“一场伟大的迪斯科”。1979年到1989年这一代战士，尽管不少人来自老少边穷地区，也已感受到和平发展年代的“暖风吹得游人醉”，意识到今生可望享受到消费时代有滋有味的人生。不少人参战前节衣缩食，盘算着如何置办收音机、自行车和缝纫机（“老三件”）。但战事一起，国家民族至上的文化基因立刻被唤醒，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周慎辉在来信中告诉人民日报，自己和3位战友利用战斗间隙，凑了一副对联，刻在洞口石壁上：
守边关，甜中有苦，苦中有甜，一人辛苦万人甜；
保南疆，圆中有缺，缺中有圆，一家不圆万家圆。
横批是：
乐在其中
幸存的猫耳洞战士回到后方，最大的心愿就是：
“痛痛快快喝足一次水，好好睡上三天三夜，对了还要痛痛快快地上一次厕所，没了。”
据“空六军战友网”记载，在磨山野战医疗所，有记者问一位因掩护战友负伤的战士：
“你们在猫耳洞里吃苦，后方的年轻人在跳舞；你们在前线流血，后方在赚钱，你们是不是感到这太不公平了？”
战士毫不迟疑地回答：
“那么，难道让全国人民都和我们一样吃苦流血才公平吗？不！如果后方不能跳舞、不能安居乐业，那才是我们军人最大的耻辱！”
感时忧国在猫耳洞
80 年代参加“自卫还击战”的战士，与军中前辈相比，一个突出的时代特征，就平时爱读报纸图书、爱听广播、关注时事而言，他们差不多都算文化兵。到80年代中后期，前线部队的文化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像徐良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从军校和地方院校充实到基层部队。1986年，据人民日报报道，某省成人高等教育自学委员会甚至在老山前线设立了一所别开生面的“猫耳洞大学”，辅导“大学语文”、“政治经济学”等12门课程，有490名部队指战员考试合格，获得单科结业证书。在改革开放年代从军打仗，这些战士绝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荒野村夫。在猫耳洞的战斗空隙里，他们瞪大眼睛，俯察自己和战友流血流汗保卫的这个国家，以一颗火热的心审视和追问着它的改革与发展。
1986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员马文科、记者罗同松的长篇通讯《今日“两地书”》。从解放军报调入人民日报的罗同松，现场采访过西沙南沙保卫战、海南岛防空作战和唐山地震救灾，对于前线战士不陌生。但这一次，他从猫耳洞战士身上，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人格要素。
老山，一场战斗刚过，猫耳洞里，浑身泥土、满脸烟尘的战士们一边擦拭武器，喝水嚼饼干，一边开始谈论祖国内地的见闻：
“前几天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我们家乡来了个‘检查团’，一个月吃喝就花了八万七千多元。纠正不正之风搞了好些年，为什么有的干部还是《准则》心中留，酒肉穿肠过呢？”
“某省机构臃肿，每年办公经费4000多万元；而小学课桌坑坑洼洼，学生写字十分不便。如果我们能尽快解决机构臃肿问题，省下一些钱发展教育事业，使每个孩子都有一张平整的课桌该有多好。”
“从报纸上看到少数人走后门、拉关系，干工作互相推脱扯皮，还有改革受阻的报道，心里很不痛快。战士在前线作战，流血牺牲，图的不就是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吗！为什么有些人却要干那种对不起祖国的事呢？”
战士们尖锐的疑问也指向军队自身：
“为什么近几年军队干部的级别提了，钱也加了，不安心的面反而大了？”
透过一些见怪不怪的现象，战士们开始拷问制度和机制：
“报上天天说精简，可谁也不见机构减少。个别地方办一件事要盖上百个公章。有人怀疑这种状况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
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也在病床上表达忧思：
“在战场上，当敌人向我们挑衅时，我们义无反顾地进行反击。对待前进路上出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瞻前顾后呢！”
战士们越谈越焦急，越想心头的疑云更浓。一名后方干部忽然想起一个人——在军委办公厅工作的张立，因为读过他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撰文研究体制改革的文章。战士们一听，就是他了，不一会便写出了几封满腔疑问一吐为快的信。对于远在北京军委机关、未曾谋面的文职战友，送出一份请教，也是一份探讨。
《今日“两地书”》讲述了其中一位战士韩群飞的写信过程。一封只有两三百字的信，小韩用了3天时间才写成，因为：
轰鸣的炮声，常常打断他的思路；暴雨来了，无法书写，他只好用匕首把观点记在石壁上；问题考虑成熟后，却又找不到纸，后来好不容易捡到一张“糖水桔子”罐头商标纸，钢笔又没有水了。夜幕降临，送给养的人员来到阵地，韩群飞别无他求，只是说要讨几滴墨水。他用笔尖对着战友的笔尖吸了几滴，才把这封字字烫人的信写成。
这一封封来自前方的信件，有的写在商标纸上、香烟盒上，有的已浸泡过雨水，沾满了汗渍和血迹，还有的被战火烧得残缺不全。个别战士将信写好，来不及交给战友带下阵地邮发便牺牲了。这些血气方刚的军人在战火纷飞中命若朝露昙花，一旦“壮烈”了留给亲人的全部身家可能就是16元人民币，但他们仍然相信自己有一份责任、更有一份权利，来过问这个国家，作为神圣的一员，参加改良这个社会！这是一颗颗至纯至正的心，在南疆猫耳洞里执着热烈地跳动。罗同松感慨地写道：
所有的信件，都喷吐着火焰般的激情，充满了纯真的希望。
张立在北京捧读这些信，“手直哆嗦”，他无法确定这些来自猫耳洞的纸条份量！他告诉记者：
我们身在后方，对战士们提出的问题，若是无动于衷，那将愧对南疆，罪莫能恕！
张立在几年内，给前线战友回了130多封信。据《今日“两地书”》记载，猫耳洞战士把张立来信收集整理，其中论述干部制度的12篇，论述编制体制的9篇，论述领导决策科学化的4篇，论述端正党风的2篇，论述政治工作的6篇……张立甚至跟战士们总结了现行编制的4点缺陷，“设计出未来政权机构的蓝图”。用今天的眼光看，战士们的提问和张立的复信，不少失之浅表，有的是因循旧说，有的是年轻人的一厢情愿。对于中国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全部复杂性，从80年代到今天，探索和争论还远没有结束。但允许和尊重讨论，机关与草根平等探讨国事，已经给猫耳洞勇士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收到张立来信，战士们你抢我夺，争相传抄。战士张小弟牺牲后，战友们在收拾遗物时，从他的衣兜里发现了几张张立复信的残页。
载有《今日“两地书”》的人民日报传到老山某高地。23名骄傲地自称“不怕死的男儿”，在这块“焦土阵地”上和越军交战130多次，许多战士负伤，但谁也没有掉泪；可是，这一天他们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因为人民日报“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党和人民“理解了我们”。
老山前沿某阵地，19岁的机枪手王虎从《今日“两地书”》上抄下两句话，贴在猫耳洞口做对联：
祖国万事连我心，献计献策为己任
横批却写上：
王虎说的
王虎说：“我总认为这是我说的！”
在80 年代，思想解放的擂鼓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身影，也扰动了整齐划一的军营行伍。一支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的军队，知道军人为何而战，可能更有锲而不舍的战斗力，同时也是国家的稳定、团结和民主化进程的坚实基石。《今日“两地书”》见报后，全国政协一位副主席称赞：关心国家大事是“军队好传统”，小人物想大事，“真了不起”！
有工人读者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说：
我们佩服边防战士敢想敢说、关心国事的精神，更佩服边防部队领导那种敢于让干部、战士讲心里话的胆识和善于同群众一起探索问题的领导艺术。
历史进入21世纪，让战士讲心里话的胆识，小人物关心国家大事的军队好传统，“献计献策为己任”的军人素质，还有多少人能够记起？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不该冷落了这一条！
青春冲撞在历史拐点
在南疆战士感时忧国的同时，另一个青年群体在思想越野的征途上走得更远，他们是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的大学生。
国家恢复高考后，成功闯过高考“独木桥”的大学生是社会的稀缺资源。1977年570万人报考，仅录取27万人，录取率4.7%；1978年录取人数提高到40万，但录取率也只有6.8%。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难以想像今天的福气：2008年高考录取人数多达600万，录取率高达57%！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也没有今天的窘境：2008年有180万应届毕业生找不到工作，2009年还有610万毕业生拥挤在人才市场等待就业。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真像“天之骄子”，备受全社会宠爱。不满18岁考上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山西大同男生郭建崴回忆说，
“那个时候的北大学生，非常有理想、有朝气，关心国家大事。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什么也不用发愁。不愁学费、不攀比吃穿、不愁工作，国家包分配，北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工作相对来说都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政治气氛很活跃，年轻人的思维也很灵活。”
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大学生晚上没有网络游戏和K歌的诱惑，也没有校外租房现象。校园晚间熄灯后有“卧谈会”，从“丑陋的中国人”到“酱缸文化”，放言文化批判海阔天空。即使毕业后进入中央部委和地方党政机关工作，意气相投的大学生们到了周末，还喜欢几个人煮一锅大白菜，喝上十来瓶啤酒，纵论体制改革畅快淋漓，不知东方之既白。
郭建崴念大三时，参加1984年国庆游行前夜，他所在的北大28号楼203室学生宿舍，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同学一商议，在一张白纸上用毛笔写下“小平您好”4个大字，用订书机把白纸订在床单上，用卸掉墩布头的拖把作旗杆，制成了1949年以来国庆大典中最简易的横幅。第二天北大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同学们在奔跑中突然亮出横幅。虽然全过程只有短短的一分钟，但观礼台上的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个镜头。当天晚上，夜班编辑曹焕荣从国庆现场照片筐中挑出了这张照片，经值班主编保育钧拍板，刊登在10月2日人民日报第2版国庆摄影专版。
“小平您好”是一群大学生以初生牛犊的勇气，平视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革”后年代，他们内心深处有足够的底气，审视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力，冷嘲热讽不合时宜的政治教条，击节称赏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家。他们在价值取向上是邓小平体制内改革的坚定拥护者，但在精神上又不受当前历史条件下某些具体施政措施的束缚。80年代的社会和政府，对大学生海阔天空的思想探索，也给予了非常宽容，有时甚至是纵容的政治环境，比如1980年的校园“竞选”热。当时中央开展基层民主改革实验，允许各高校学生自由竞选所在城市区级人大代表。刚刚受到一点粗浅民主启蒙的大学生，抓住题材，小题大做，办成了一场激情四溅的民主实验。据钱理群教授回忆，候选人各自在“三角地”前，发表竞选宣言、改革纲要，拥有竞选班子，还召开选民答辩会，做民意调查。候选人讨论的议题，远非区人大代表所涉工作，从如何评价 “文革”、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到探讨中国改革路径和人性解放。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外，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理念，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北大校园，引起官方意识形态部门的不安。而在失去大学深造机会的部队指战员们看来，大学生不好好念书，嚷嚷什么“民主”，更像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胡闹。
1980年的“竞选”还只是在大学校园内发热，1986年岁末合肥、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的student strike却延烧到社会。就在街头蠢蠢欲动的关口，南疆“猫耳洞之声”乐团身穿迷彩服，敲打着“炮弹壳编钟”、“枪油桶架子鼓”、汽水瓶凑起来的“酒瓶琴”，弹奏着压缩干粮箱制成的“土二胡”，北上首都高校演出。对于同龄人的政治激情，战士们很不理解。人民日报记者张善菊、李双泰注意到，乐团的一位战士走进北大图书馆，激动地说：
“多好的条件啊！打完仗我要考大学学习。”
在清华大学，另一位战士对大学同龄人婉言相劝说：
“我们许多战士揣着电大、业大的录取通知书上战场，把课本带到猫耳洞，在煤油灯下、炮火声中学习，为祖国发愤读书。我们的任务不同，但目标只有一个，为中华腾飞。”
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某集团军炮兵旅许多新战士接受了“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给自己在大专院校读书的兄弟姐妹和同学、朋友写信，“畅谈大好形势”，建议一起“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student strike爆发后，云南前线解放军某团全体指战员给军地联谊单位南开大学团委、学生会发来一封电报，寄语同学们“一定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多做巩固安定团结的事”。
但是，在80年代大学生看来，不是有机会读书、学知识就别无所求。他们继承了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更笃信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功能定义：知识分子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工具，而且应该是价值的阐释者和实践者，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现实、监督政治、推动良政。在前线战士和普通中国人为农村“包产到户”和城市自由市场初步繁华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们却相信改革刚刚开始，随时有被扼杀和扭曲变形的危险。70年代末到80年年代的大学校园八面来风，耳濡目染执政党拨乱反正决心的青年学子，率先从几十年斯大林体制下幡然觉醒，更多的是鲁迅所言在一个封闭的铁屋中独自醒来的精神痛苦。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大潮中读完大学，知晓了政治迫害的惨烈，独裁权力的疯狂。死难者淋漓的鲜血，幸存者凄凉的伤痛，告密者的翻云覆雨，旁观者的冷漠盲从，肉体的毁灭和精神的扭曲，明晃晃地灼伤了大学生的眼睛和心灵。因此，这代大学生对专制和愚民政治，对导致中国经济落后的统制经济深恶痛绝。大家为胡耀邦挥舞拳头演说的激情所感染，矢志投身改革，不惜冒着被传统体制压迫和吞没的危险，也要砸碎这铁屋，对传统体制和传统文化进行不妥协的批判，为推进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贡献青春、自由和生命。他们怀揣对国家的“第二种忠诚”，宁愿做一种不合时宜的“乌鸦嘴”，也要为自己的国家寻找颠覆历史、奠定未来的理性社会框架。他们的怀抱就像文天祥的《正气歌》低吟的那样：
“在齐太史简 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锤 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 为稽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 为颜常山舌……”
此后30年，不管这一代大学生经历了什么样的仕途蹉跎、商场浮沉、人生悲欢，对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追求一直没中断，内心深处保持了1979政治理想主义的底色。
现实政治关怀之外，是生命自我价值的觉醒。1980年第五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男大学生潘祎和离婚女工黄晓菊的来信，署名合为“潘晓”，诉说青年人“文革”以来灰色的心路历程《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潘晓”的社会观察，在当时惊世骇俗又是这么真诚透明：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潘晓”的结论在大学校园和企事业单位引起震撼，一代地方青年由此走上“自我设计”（中国“人才学”创始人雷祯孝语）的道路，成为近30年市场化改革和公民社会发育的活跃主体。但在“文革”打倒一切的精神废墟上，地方青年在重视个人自由和等价交换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略群体的价值，无视道德的底线。用80年代北京大学毕业生薛涌的话说：他们像2008年汶川地震中那个扔下学生逃跑的中学老师范美忠，混淆了“自由”和“自私”的本质区别，是一种“洋泾浜自由主义”。
当时就有一些边防战士给“潘晓”写信，激动地批评他的“利己主义”哲学。对于已经冲上前线和在后方待命的战士来说，血淋淋的生死关头，“主观为别人”可不是专横的说教，而是随时准备着、自觉自愿的生命奉献。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尤小刚拍摄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时，遇到一个尴尬的场面。有个大学生冒冒失失地向战士们提了个问题：守阵地有多少奖金？对于意识到计划经济时代“大锅饭”弊端的大学生来说，敢于谈钱，要求收益与付出均等，可能意味着勇敢的叛逆，只是跟范美忠一样选错了场合！
司令员和战士们都劝尤小刚说：删了这一段吧，不要伤了我们那位大学生。尤小刚还是坚持写上这一笔：
因为我也是大学生，我也有过那位大学生同样的想法。战士们爱护我们，部队首长爱护我们，我们自己却无权姑息原谅自己。我相信，那位不知深浅的大学生也和我一样，会感到自责的。
尤小刚伤感地提起，《凯旋在子夜》的一些群众演员——前线士兵，在拍片第二天就牺牲在战场。战士流星般划过天际的生命，给那位观念“时尚”的大学生一记无声的耳光。
80年代大学生中的佼佼者，已经开始面对中国社会的严峻现实，反思和打磨社会阅历的深度和人格的厚度。大学毕业后进入团系工作的胡广华、ZQ，参加胡耀邦倡导的中央讲师团，来到雁北偏远山村助教一年。198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他俩给一名在校学弟的回信，真切细致地描述了80年代大学生的苦闷彷徨：
“我们是在七十年代同八十年代的交替过程中读完大学的，受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自以为是清醒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代。我们渴望着一个更加富强、更为健全的社会，并愿为此尽心尽力。但有时现实和理想的不合谐，使我们常常为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所困扰，把握不住自己，把握不住生活。”
山村教师单调乏味的生活和对山村子弟教育“不动摇的责任感”，对京城学子产生了一种聂赫留道夫式的灵魂忏悔和苦行僧般的奉献冲动：
“痛感它的落后，但不是袖手一旁，指责、叹气，而是自觉地与山村人民一道背负着历史的重负艰难地向上爬坡。”
这些从高等学府里走出来的年轻人，面对祖国的苦难和落后，见解可能偏激，思想可能浅薄，但他们内心的诚挚纯净，对国家的忠诚自许，与战火硝烟中的同龄人并无不同。虽然他们穿着牛仔裤，难免几分年少轻狂，即使是奉献牺牲时也有很强的镜头感；而一身橄榄绿的青年军人，在枪林弹雨中木讷无言，只求“理解万岁”，更显得悲情和凝重。但他们的一个时代共性，就是身上绝无新中国几十年政治运动养成的犬儒心态。无论在校园还是猫耳洞，他们都不会认同1986年底 student strike中，老历史学家也是新中国政治运动老“运动员”周谷城教授的谦卑：
“现在领导要人民群众献计献策，这是民主作风。但我们自己知识太少，不易作出判断，献计献策云云是不可能的。”
南疆战士为了国家安全不惜慷慨赴死，大学生为了社会理想也可以从容就义。就像在自卫还击战打响的1979年，浙江一个叫做范熊熊的24岁姑娘从宁波驶往上海的客轮上投海自杀。她是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镇海渔业基地人保科职员，中共支部的纪律检查委员。人民日报记者章南舍、吴恒权和新闻研究生李长群闻讯赶到浙江采访，1980年7月5日发表通讯《这样好的党支部委员为什么跳海？》
范熊熊的死因，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她不是失恋绝情，不是生活无着。让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耿耿于怀的，只不过是本单位的一起违规招工事件。她所在的渔业基地向农村征用土地时，按照规定可以招收当地农村户口的青年作为补偿。在那个时代，进入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作和户口“农转非”（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具有极大的含金量，足以改变年轻人的一生。单位领导趁机把包括自己和上级领导亲属在内的7名本系统子弟，冒充“土地征用工”招收进来。范熊熊四次给上级纪委写信，十来次登门拜访纪委，揭发招工弊案。在常规的党内投诉机制无效的情况下，她毅然选择了“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惜一死，向不正之风作“最后的冲刺”，以唤醒全党的注意。后来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恒权等人在通讯中痛心地写道：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年青的共产党员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竟至被逼投海，这种事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
猫耳洞军人和大学生在特定情境下，相继成为与范熊熊一样英勇决绝的死士。那个年代，军地年轻人虽然生活环境截然不同，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政权，这是我们的生命共同体。为了捍卫它的安全和纯洁性，战士既然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当然也可以口无遮拦有话就说。
牛仔裤和橄榄绿：一个是矢志改革传统，日后可能成为思想精英；一个是誓死保家卫国，始终是民族魂魄，在不同的领域里挥洒着青春飞扬的梦。改革传统，需要对自己的祖宗和旧制有更多的批判和扬弃；保家卫国，则需要对自己血祭的家国有更多的肯定。80年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与士兵及工农大众在精神思想层面拉开了距离，但青年知识精英的自信和狂妄，又使他们不屑于求得社会的认同甚至谅解。
当“猫耳洞之声”乐团步入清华礼堂时，场外鞭炮齐鸣，场内欢声雷动，大学生高呼：“战士万岁！”清华大学赠送战士们一面锦旗，上面写道：
“老山、清华、祖国；战士、学生、人民。”
这是1986年底。3年后，牛仔裤和橄榄绿，老山和清华、祖国，战士和学生、人民，在这个国家最神圣的地方激情冲撞，溅起殷红的鲜血……
据人民日报记者罗自苏1985年的报道，老山战士在越军炮口下坑道墙报上的一首小诗《我走了》，博主认为同样适用于另一个青年群体：
我走了，
像一发出膛的炮弹，
飞完了全部射程。
给容纳过我的空间留下点什么？
恐怕只是轰的一声巨响。
我落到哪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有过声音、速度和光亮。
不管他们的人生射程多长、落点在哪里，80年代最优秀的两个青年群体，看重的都是自己有过“声音、速度和光亮”。同样热血奔涌的年轻人，内心都诚挚地践行了猫耳洞伤残战士徐良献给CCTV春节联欢晚会的一曲《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民族伟力栖息在草根
老山、法卡山、者阴山、扣林山……
天安门、新街口、人民广场、天府广场……
两个青春群体，勇敢而孤独地走进历史深处。
90年代，历史布景很快转入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消费社会。直到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前，人们似乎淡忘了，就在我们的身边，曾经发生过蔚为壮观的群体性现象，有一种境界叫崇高，有一种圣洁叫无我。只是在汶川地震中，从改革后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中，好像忽然凭空冒出来一百多万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是“80后”，急赴灾区救死扶伤，才让中国重温了近20年前、30年前年轻人的洁白无瑕，英勇无畏。
人民日报1985年7月4日曾转载解放日报通讯《面对20岁的人生》，说的是老山、者阴山4位英雄负伤后，只有七条腿，戴着三副墨镜，穿着簇新军官制服，豪迈坦然地走在上海南京路上，通过仅有的3只好眼，感受着那儿的繁花似锦。过路行人对4位英雄投来惊奇敬佩的目光。
这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姿态。七条腿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在市井繁华、人欲横流的历史喧嚣中，这些朦胧的背影，早已堙没在历史深处。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战士罗奇中，退伍后1986年成为云南河口县民政局职工，担任“水头烈士陵园”管理員。这座陵园有358座坟茔，安葬的都是1979年“自卫还击战”中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
二十多年来，7000多个日夜，罗奇中穿着一身旧军装，吹起清晨的起床号。携老妻在陵园大門前一间小屋里安家的老罗，自費买來扩音设备，在陵园里安裝了喇叭。大白天，老罗用喇叭喊叫军队操练的番号和口号，还不时会播放枪炮声和喊杀声的录音。晚上，喇叭又会准时响起熄灯号，伴随着老罗的报告声：
“熄灯就寝。今晚哨兵——罗奇中！”
面对358位花样年华的战友，逢年过节，老罗都要給他們进香烧纸，点上一支香烟，絮絮叨叨地安慰他們几句。罗奇中对记者解释说：
“他們都是生龙活虎的年轻战士，我不能让他們太寂寞。”
历史的伤痛不能遗忘，纯净的灵魂不能遗忘。
捌玖年初，中国青年报发表学者金观涛的一首小诗：
“我们是最后的，
然而却是不死的，
理想主义者。”
一语成谶，这首小诗竟然成为柒玖-捌玖那一代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一代大学生的精神祭奠。
如今，逢九之年的悲情都已远去，20年前、30年前的历史像一个真实性可疑的传说。但不能忘了，无论身着橄榄绿还是牛仔裤，他们的青春热血和精神境界都曾令当时的中国人民动容震撼。80年代大学生爱读茨威格的一本书《人类群星闪耀时》，扉页里有一段话，似乎先验地预言了中国两个青年群体、一代青春年华的时代悲剧：
“他们或是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们的殿堂；或是被狠狠嘲弄，抛入千秋遗恨的行列。当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之际，火花闪烁，那样的时刻从此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
（于2009年除夕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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